唐太宗李世民和杨迪·杨光，一个是模范皇帝，另一个是反面教材。由于李世民对唐王朝的特殊贡献，唐人留下的记录和评论中有99%是褒贬不一的，而杨光被视为亡国之君，他留给唐人的记录则是谩骂和攻击。即使是皇帝杨迪的遗称，也是唐朝的礼物，充满了贬义。在本文中比较这两个人的历史功过是非并非多余。事实上，两个人之间有很多地方可以比较，这也是发人深省的。

就为这个王朝平定天下而言，李世民的伟大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不用说，杨光也有一份非常好的成绩单。当时，率领军队以晋王的身份出征，拥有军队51.8万人，管理人员50人，全部由统一指挥。在军事行动中，尽管高炯和其他参谋人员做出了决定，但不能简单地取消杨光作为总司令的角色。对于我国的战功，李世民更是功不可没。

杨迪皇帝和突厥启民可汗曾将两国关系提升到蜜月期，但在启民可汗死后，两国关系恶化。吐谷浑的征服使今天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唐太宗在抗击东突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桀李侃被俘。以前向东突投降的各民族都视唐太宗为“天可汗”。为了朝鲜，杨迪皇帝进行了三次远征。第三次，尽管朝鲜国王乞求投降的结果给了隋朝一点面子，但隋朝显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尽管遭到许多大臣甚至后宫大臣许卉的批评和反对，唐太宗仍坚持招募朝鲜人，但未能获胜。总的来说，他们都在向这个王朝扩张疆域方面取得了成就，唐太宗的成就更为突出。

经营洛阳和修大运河是两件相关的事情。大运河连接着中国的西部，长安是它的政治中心，东部由北朝的高启和南朝的陈所控制。大多数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都强调运河在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中的枢纽作用。实际上，这是根据元代大运河的走向和作用来认识隋唐运河。毫无疑问，在古代农业文明国家中，很少有隋唐大运河的构想和决策，但它在经济和交通方面却极为有效。唐朝有句诗说:“隋死如河，流千里至桐柏。若寺中无龙船，也无甚道理。”

事实上，就大运河的作用而言，隋代大运河工程的意义绝不亚于大禹治水的传奇成就。“龙舟寺”的荣耀和奢华掩盖不了大运河的长期价值。东都洛阳的修建，在政治上便于控制东部局势，在军事上便于防御，在经济上与附近的洛口仓库相结合，又回到洛仓，缓解了朝廷对粮食运输的压力，为朝廷在灾荒时期的粮食供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政治中心从西部长安向东部开封转移的历史进程中，杨迪的洛阳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两项重大工程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它们的积极效益应该超过长城工程。因此，隋朝在修复大运河和建设东都洛阳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杨迪皇帝远见卓识的杰出表现，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就个人道德而言，两人都继承了财富并招致批评。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他的兄弟并赢得了皇位，玄武门的变化早已为读者所知。杨光是属于正常的王位继承还是他杀了他的父亲并抢劫他的阶级来夺取政权？宫殿里的秘密事物，几千年来，很难断定。在历史上，这两个人在这方面名声不好，他们经常被骂。在男人和女人方面，杨迪以淫荡著称，甚至有“流言蜚语”，说他的父亲急于在死前与陈太太调情。事实上，在历代帝王中，杨光并不是特别的与众不同。也许学者们有可能散布陈夫人被骚扰的故事，以诽谤和虐待。唐太宗的妻子群体不小，包括长孙皇后、贤妻许惠、杨迪皇帝的女儿，以及他弟弟王琦的妾袁吉。在这方面，两者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