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虽然百废待兴，社会期望休养生息，但是宗族文化及活动因为有“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只能继续遭受灭顶之灾。及至“文革”，更有无数家谱被当作“四旧”抛进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篝火晚会”。可叹家谱曾与方志、正史并称为中国史学之三大支柱，火光与烟尘之外，是一代代人的宝贵记忆与心血化作灰飞烟灭。 不过，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开始有了新的转机。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相对浓厚的江南，如湘、赣、闽、浙等省纷纷出现了续修家谱的风气。过去被全盘否定的传统渐渐复苏，似有卷土重来之势。官方与媒体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相关文章的编者按也从“不允许”过渡到了“不予提倡”。重要的是，拜改革开放之所赐，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重新发现社会之旅。正如种子的信念与力量可以崩裂大地，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已经让任何形式的“编者按”都按不住了。 更别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被知识界认为是意识形态替补品的“公祭轩辕黄帝大典”，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注脚。 时至今日，复兴宗族文化在各地乡村已渐成潮流。修族谱、建祠堂，让那些同宗同族的人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多是当地热心公益事业、较有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许多老干部也卷入其中，“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修修家谱了”。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台港澳的同胞以及欧美等地的华侨。当年饱经风霜的“海外特务”，在新时代已经备受欢迎，成为认祖归宗的赤诚游子。 2009年初春，我还在乡村小住的时候，正好赶上全县熊氏宗族出家谱。作为本村在外面“见过世面”又“自投罗网”的男丁，我自然免不了要卷入这一盛典。当然，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我更想“参与式见证”本村老少爷们进城接家谱的全过程。 是日风和日丽。本村虽小，讲不起排场，还是租了一辆小货车，十几个男丁站在后面的车斗上，一路上敲锣打鼓、鞭炮轰鸣、红旗招展，一副“革命已经成功，同志无需努力”的慷慨气概，让过往行人无不为之侧目，为之敬畏。当小货车终于冲进县城，与来自其他村庄的车流汇合，不知所为何由，我的脑海里竟浮现出另一种景象，只觉得这县城就像是农村广阔水域中的一个孤岛，而农民进了县城，就像是爬上了城市文明的岸边；待重新回到村庄，又像是潜回了水里。 领到家谱后，同行的几位年轻人不无伤感地与我谈起小时候参加过的一些乡村节庆，尤其惋惜元宵节前舞龙灯之销声匿迹。当然，我们也谈到，政府不扶持乡村的传统文化，任其自生自灭，却热衷于弄几个明星到乡下来假唱几首流行歌曲，便以为这就是“送文化下乡”，真是天大的笑话！而“送文化下乡”之措辞，更有歧视之义。事实上，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农村并非没有文化，只是被严重忽视与破坏，而非重视与发展。
那天本村的货车在回程时也绕行了近20公里。待终于回到村子，守候在村口的村民及远道而来的女儿、姑爷们立即点燃鞭炮，直炸得白烟蔽日、地动山摇。至于接回来的新家谱，倒也不辜负这些憨厚乡下人的此般殷勤。和从前几个村落小打小闹搞出的油印本相比，新版家谱电脑打印，且有彩色插页助威，其阵容已不输于任何方志与正史。 1919年，胡适在给绩溪旺川曹氏族谱作序时谈到：“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胡适由此建议各个族姓的人在修谱时要讲点信用，对子虚乌有的远祖一概从略，而应该多做些本支派的功课，使其真正发挥“信史”的价值。 当然，与大人物沾亲带故，换取点廉价的自豪感，也算是人之常情。记得小时候，听到村里稍懂点历史掌故的高年级学生谈到“楚王姓熊”、“屈原姓熊”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点莫名兴奋的拍拍贷被金融照妖镜曝光。 然而，时至今日，当我看到这新派的字号试图“与楚王接轨”时，我只能笑而不语。新版家谱里强调本族“皇家血统”的字号是这样的：“源自楚皇绎(注：熊绎为西周时期楚国首位国君，从此开启楚国800年历史)，旺发豫章丞，立志兴华厦……长久保安宁”。多像个顺口溜！读者不要责怪我不严肃或者势利，甚至近乎无礼地嘲笑老人们的创造。谁让我如此顽劣，目无族长――― 如果有的话，竟从这个“源远流长”的辈份图中看到一幅衰败景象：就好像一个人，先是做了楚王，后来做了丞相，接下来投身房地产，直到最后无处可去，只好在某个小区门口当上了给业主敬礼的保安，从此“长久保安宁”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解构归解构，透过我上面的玩笑，也许你已经看到我这代人对辈分已经无敬畏之心。而且，现在人心开放，族谱如何排字号也不会对族人的实际生活造成影响。事实上，这也是今日家谱遭遇的一个困境。也是这个原因，那些没有按族谱取名的孩子们在记入家谱时不得不另取一个谱名。另一方面，既然人家要搞县谱，甚至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谱局，主事者就难免有统一本县宗族字号的野心。就像新官上任，不拆几幢房子，弄几个广场，折腾点新名堂出来，怎能见着“政绩”？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强制力，谱局的“大一统”并不真正破坏大家的生活。今日家谱，更多只是一种具有注释内涵的谱系，绝非强力推行的标准。 至于知识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尤其在这个激荡又似“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转型年代，当人们被抛进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旧时代已去、新社会未立的孤独之地，这古老的宗族亲情所体现的更多是互帮互助、慰藉人心的一面，是一种社群或者社区人道主义，群体间自救与自治自然暗含其中。有学者曾对农民搞过一份问卷调查，在被问及“经营中遇到困难时先后找谁”时，农民首先找的是直系亲属，其次是朋友、旁系亲属和邻居等，最后才是党组织、乡村干部和村民。
既然宗族文化在农村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被全盘否定，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一血缘性组织是否能够实现对乡村政治的问责？以及，如何使相信它的村民成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真正从血缘走向“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