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11月初，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使日本军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日本人不可能迅速做出决定。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日本渴望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妥协，甚至投降日本。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叛变投敌的汉奸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中国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当地强大的派系和沮丧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这些人可以勾结起来，诱使他们叛国。阎锡山是他们理想的猎物之一。
严锡山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军政人物。他是中国北方一个具有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的独特而突出的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939年日本驻华使领馆成立后，坂本清次郎总参谋长将阎锡山的诱降工作代号为“博工作”，由华北使领馆和山西使领馆共同承担。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这项工作。日本政府和老资格的间谍屠维元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坂本诚次郎、山西派遣军司令和太原第一军司令首先引诱并投降了阎锡山。
“存在就是真理”是阎锡山的信条。为了生存、发展和保持“华北之王”的地位，他视敌为友，加入日本反党。
阎锡山是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的指挥官，一位拥有巨大权力的省级官员。他为什么要丧失民族气节，走上依靠日寇的道路呢？在这方面，1940年11月，他任命第七军总司令赵承寿在与日军进行秘密会谈之前作如下供认:
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糟糕。蒋介石以抗日战争的名义消灭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金，也没有给我们额外的人员和武器。他处处歧视我们，让我们一切都变得困难。共产党对我们更坏，到处攻击我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格的组织，把所有的人都接管了。如果日本人再打败我们，它只会被摧毁。如果我们想在中国生存，我们必须找到另一条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它能存在，将来就能改变。权衡目前的形势，我们只能暂时借用日本的力量来发展自己。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和唯一的出路。日本人想依靠我们。这几天，有一个人被派去在吉县的基南坡住几天。我已经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区机要处副处长狄骥跟他到太原和湘赣(即伪山西巡抚苏涤仁)和西樵(即山西省公署梁)去研究，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管了，要我派代表去太原。我认为现在不是公开派代表去太原的时候。因此，同意先派人去孝义白壁关村接他们。我认为别人不可靠，所以你最好去。你很了解西樵和香干，所以你可以帮他们做关节。你这次去，主要讲四点，就是四句话，就是“亚洲联盟、联共、一贯外交、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并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议，所以我们必须争取。如果我们不能在内部事务中照顾好自己，普通人不会相信我们。如果我们不跟随我们，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不能谈论与他们(日本军队)合作。在这四个句子中，前三个是我们应该容纳它们，最后一个要求它们容纳我们一点。如果要我们做王力可精卫，我绝对不会做。
从上面阎锡山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阎锡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独。
1939年，他利用蒋介石在全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企图消灭山西新军(骗人的队伍等)。)、西门会、一切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进步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后来又同国民党中央军队合作，把八路军赶出自己的势力范围，继续在山西实行专政。但是没有成功。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与新的军队单位，如夜魔侠队，他一无所获，除了七，八，九十三团被瓦解了夜魔侠三个纵队，和一些人，如一些零星的老军官在其他列叛逃。在山西东南部，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仍由中央军队控制。更重要的是，整个晋西北都消失了。他失去了全国统一战线模范区山西的美称，将为其抗日增添无限光彩的西门会、决战小组和抗日大会推到了对立面，暴露了其反共、反人民、亲日妥协的丑恶嘴脸。他自己的部队，第61军、第19军和第8旅，尤其是那些骑在第1军身上的，失去了他们的部队，又重新回来了。和第六军总司令孟·抛弃他们的官员，投靠蒋介石。赵睿和杨成被俘后成了叛徒。蒋介石也盯着他虎视眈眈，不仅把他的钱、武器和武器都压在他的脖子上，而且一有机会就派中央军队到他的防御区去捣乱，这叫支援，实际上是蚕食。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总司令指挥的军队只有几万人，只有少数几个县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金钱，其中大多数是人口稀少、贫瘠而贫穷的山城。
其次，不管国家完整与否，我们必须“加入日本”才能生存。
虽然他感到“形势不好”，但他不愿意改变主意，他真诚地同共产党、八路军、西孟会和代表着抗日、团结和进步力量的新军合作，同日本进行斗争，争取抗日战争和民族复兴的胜利。而且更害怕共产党夺取他的世界，失去“华北之王”的地位。同时，他又不愿意被蒋介石的“处处歧视”和“事事困难”所束缚，甚至害怕蒋介石同日本政府的“和平谈判”会成功，而落得“上寻青空，下寻黄泉，但无论在那一个地方，他都找不到他要找的人。”阎锡山为了“存在”，不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丧失民族气节。他以反共为筹码，“暂时借用日本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他玩两面三刀，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来欺骗日本的信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随时适应形势，也就是说，我们才能随时“生存”和“发展”。只要我们能“存在就是真理”，我们就应该关心民族尊严和民族完整。
第三，阎锡山代表同日本使节互访和谈判的真正目的，是在日本军队的帮助下秘密地消灭共产党，拒绝蒋介石，而不是把蒋介石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当作日本的傀儡来操纵。他的四句谈判原则“亚洲联盟、共同防共、外交团结、内政自理”中最重要、最实质性的原则是“内政自理”。但是他有点天真。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坚持不做王力可经纬的叛徒，但他在抗日阵营中扮演了汪精卫的角色。与日本军队互不侵犯，与日本结成反共同盟，这本身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严重叛国行为。虽然叛徒与生俱来的权利还没有被完全占有，但是叛徒的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在过去的六年里，阎锡山与日寇进行了六次秘密谈判，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互通有无等“协议”，对抗日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间，阎与日本只进行了六次有文字记载的会谈，阎锡山本人也参加了三次，与日军签订了许多“协议”，如政治上联合反共、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互相合作侵略抗日根据地等。这六次私下会谈是:
首先，白比关会谈
.双方代表前后两次在孝义县白壁关村礼金中大厦工作人员白太冲家中举行。第一次是在1940年11月。日本代表是山西省驻日调遣军参谋长霓山秀吉、山西省省长苏铁仁和省政府官员梁。第七军总司令赵成寿为代表，第一军军长文怀光、参谋长戚凤洲、第一师军长赵睿为随行人员。在会谈中，南秀吉提出日本和严应该取消敌对，互相支持，共同“反共”。赵承寿原则上同意，并希望日军从孝义和汾阳县撤出，并提供武器。会谈未能就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双方都同意在会谈前与上级协商。第二次是在1941年3月。日本的代表是宫内次郎，严的代表是赵承寿。双方同意日军从孝义县撤出，让阎军进入。这项协议是在同年6月达成的。
第二，汾阳会谈。
[h .]阎锡山向城墙忏悔后，听说日军要进攻阎军队，他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日军派遣大久保商业公司的日本顾问作为非正式的军事特使到蓟县直接传达日军的意图后，日方接受了阎在离石县与共产党人作战的要求。1941年7月，双方基本达成一致，于是决定于9月10日，两军代表在汾阳市签署正式协议。1941年8月8日至11日，阎与日本代表在山西汾阳县举行会谈。日方代表是日本华北调度军参谋长一行，随行人员有日本山西调度军参谋长南山秀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颂、山西省省长苏铁仁、省政府委员梁。严方的代表是第七军总司令赵传·成寿。随行人员有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徐志仁、参谋长温怀光、第一骑师司令员赵睿。作为会议的结果，双方代表签署了日本军队和金穗军队之间的基本协议。本协议分为两部分:“政策”和“要点”:
政策
(1)为了通过共存和共同繁荣建立一个新的东亚，晋绥军和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同南京政府(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进行了合作。
(2)根据在南京签订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基本条约》，国内政治和军事事务由中国处理。晋绥军控制的地区首先是山西，然后逐渐是华北。当我们实力强大时，我们应该努力统一我们的国家，实现东亚和平。
[h/3]阎锡山是南京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今后，他将在适当的时候担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华北防卫军总司令。
要点
第一阶段
晋绥军和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
(2)停战协定签订后，孝义县(当时被日本占领)被移交给晋绥军，晋绥军被推到以孝义为中心的地区，阎酋长迁到孝义县或西县与日军密切配合。
(3)合作实现后，日军集中在军事需要的地区，晋绥军在山西各地维持治安。具体措施可以随时与日军商定。
(四)晋绥有三十万人，其中青年十万左右，山东、河北补充，山西补充。南京政府以下列数量补充武器:
十万支步枪；八千挺轻机枪；九百挺重机枪；四千个榴弹发射器；需要300支各种枪支和各种弹药。
关于食品和衣物，是在当地收集的，由日本军队提供援助。
(5)安排现钞透支贷款5000万元。
(6)在协议执行期间，他秘密与反共将领联系，同意与太原王主席或孝义合作。
(7)南京政府每月军费为1200万元。
(8)上述条款必须尽快秘密实施。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阎局长要求重庆政府反共、和平。如果你不接受，你应该向中国和外国宣布单独行动。
(2)在第一阶段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补给完成后，与日军合作，首先消灭山西省的共产党军队。为此，暂拨2000万元用于军马和武器，每月军费为2000万元。
〔3〕山西共军被消灭后，逐渐蔓延到华北各地。这时，南京政府提供了下列武器和其他所需弹药，10万辆汽车和步枪，8000挺轻机枪，1800挺重机枪，2000个榴弹发射器和300门其他枪支。
(四)晋绥部队有五十万人，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增加了十万人左右，其余的由山西省增加。
(5)恢复太原兵工厂。
(6)在此期间，团结反共将领，争取和平统一。
第三阶段
(1)负责维护整个华北地区的法律和秩序。
南京政府为华北的重建支付了1万元。
带条件
(一)察哈尔、绥远、蒙古民族问题由王、阎决定。
(2)西北工业公司、同蒲铁路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公用事业局下属的工厂确认全部退货，将在严局长返回后执行。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用中文和日文写成，一式两份，双方互换保存，一份用日文，一份用中文。
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在汾阳
金穗军代表赵成寿
日本华北派遣军代表田边盛武
在上述协议中，虽然雁北十三县的归属不明确，但在谈判中，日方承认阎锡山实行的是“山西自治”，是完整的山西政权，蒙江区管辖的十三县仍归入山西。
在日本陆军和金穗军签署《基本协定》的当天，日本陆军南山修己和赵承寿签署了《金穗军和日本陆军停战协定》。全文如下:
晋绥军和日军是友好部队，互相合作。为了推进共同防御的目标，协议如下:
第一条晋绥军和日军将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敌对作战行动。我们以共存共荣为目标，努力解放亚洲民族，建设新亚洲，首先消灭共产主义的破坏，密切合作。
第二条本协定签订后，晋绥军将尽快发展到协定地区，日军应密切配合。
有关执行本条款的具体事宜应另行协商决定。
第三条日军应协助晋绥军进行整编、训练和补充军械。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收集粮食作物。
补充规定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有中文和日文两种文本，双方各执一份，日文一份，中文一份。
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在汾阳
山西派遣军代表南山秀吉
金穗军代表赵成寿
上述两份协议是在山西省汾阳市签署的，因此通常称为“汾阳协议
" .11日上午，签约后，日本方面设宴招待了燕方员工，并赠送了25万元伪钞、75万元法国货币和布匹等。
1941年10月，《汾阳协定》签订后，阎与日本在太原举行谈判，以充实《汾阳协定》中反共协议的实施细则。10月初，赵成寿和徐志仁前往太原，在东店一号餐厅设立办公室。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正式会见了赵成寿。随后，山西省调遣军参谋长南山秀吉与赵成寿举行会谈，并于10月中旬签署了《反共协议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是:
1。日军分批给阎锡山分配了5万名青年(比先前承认的10万人有所减少)，10万支步枪，并配备了适当的训练器和弹药。
2。日军第一批给阎锡山2万支步枪。阎锡山收到后从蓟县迁到了西县。
3。日军第二批给阎锡山3万支步枪。阎锡山收到后从息县迁到孝义。
4。日军第三批给阎锡山三万支步枪。阎接到后，通电与蒋介石对抗，由孝义调至太原，将蓟县的小船窝渡口交给日军，阎军沿同蒲由西向南移动。
5。剩余的步枪是20，000支，由日方根据需要一次性分配。
6。双方交换材料。
7。燕方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的高级参谋张文()到运城，派宪兵司令刘到临汾，派第一军参谋杨象山到汾阳，加强双方的联系和情报交流。
三。安平会议。
1942年5月5日，日本和严在山西省蓟县安平村举行了安平会议。日本方面的代表是山西省驻日调遣军司令义雄，随行人员包括华北调遣军参谋长卞田、山西省调遣军参谋长、山西省省长苏铁仁、省政府委员梁。阎方亲自出席，阎锡山等陪同人员有:第七军总司令赵成寿、第十三军总司令王、第二次世界大战地区秘书长吴少之、第七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徐志仁、第一军参谋长戚凤洲。
在会上，日本方面要求阎锡山先投降，然后给人民一把枪；阎锡山坚持在投降前要士兵和枪支。双方争论了一下，暂时休会。日方指示苏体仁、梁尚春谈判，但没有结果。休会期间，阎锡山溜出会场，没说再见就走了。会议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也没有完全破裂。
四。太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协定。
1943年春，日方主动提出“部分合作”。严同意派代表到太原谈判。日本谈判代表是山西省调遣军司令部参谋京宽一。燕方委派二次大战区党政支部书记为政治代表，原西北工业公司经理彭为经济代表，三十四军军长王为军事代表。1943年6月，日本山西省派遣军参谋长提出了日本与阎的五项“政治、经济、军事合作计划”。经过具体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并进入实施阶段。
1。政治方面:阎派第一批15人担任伪县长、治安副队长、五县警察局长(不含地区和人员)。第二批任命金祥源为山西省卫生厅厅长，陪同人员有毛德如、卢、、书记；任命陈兴顺为山西省保安队总部总务厅长。
2。经济方面:1943年秋，山西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在太原成立，由日本京宽一、川本大作、高乔铁造(日伪太原铁厂厂长)、严、、贾英云五人组成。日本和严交换材料。在京宽义的主持下，日方派大仓库洋行高田轲、中原纺织公司袁敏郎参加，阎派屈先南、吴自清参加，先后六次交锋。
3。军事方面:日方接受阎方代表二战首长部在临汾设立办公室，并与日军第114师司令部进行了信息交流。1943年12月，日军第61军约8000人渡过临沂汾河进入福山、安泽地区；1944年5月，燕方第19军第37师被接受渡河增援，日军与燕军合作入侵中共领导的太岳抗日根据地。1944年春，日本和阎出兵攻打中共领导的山西南部鸡王山抗日根据地。
V .姚普会谈。
1945年6月下旬，日本和严在山西省孝义县窑堡村举行了第五次会谈。日方代表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阎锡山亲自出席。随同出访的有十三军总司令王、二次大战区首长部秘书长吴少之、燕芳太原办公室工作人员、二次大战区党总支秘书长、三十四军军长王。高乔表示希望阎锡山能尽快来北京，在日军的协助下掌握华北政权。严说，他不愿意去北京，并建议日本应先与中国讲和，自愿作中介联系，并向蒋介石求情以挽救日军的力量。会谈未能达成协议。
六。西玛村会谈。
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和阎在山西汾阳县西玛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日本代表为山西省调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阎锡山亲自参与阎方。双方商定了日本和阎移交太原的措施和步骤。
当日本大举侵华，占领大片土地，屠杀无数同胞，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的时候，阎锡山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区的指挥官，并没有以身作则，带领战区的军民坚持抗战，而是与日伪勾结，互相交朋友，这是完全违背常理的。阎锡山虽然没有公开背叛王力可清政府，在勾搭日本军队和卖国贼苏体仁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消极抗战的活动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但是阎锡山和日本军队本身达成的“协议”和一些“协议”的执行，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构成了对国民政府的不忠，破坏了抗日战争，完全丧失了民族尊严和民族完整
在中国共产党的严正劝告、部下的强烈反对和蒋介石的克制下，阎锡山不敢下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就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接触、秘密谈判和签订“协议”等问题，向他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中共中央指示在山西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杜仁志、樊耕农也做了大量工作。
杜仁之在《我所认识的老赵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他(严)就与日本的信使松尾良雄进行了接触，秘密地进行了磋商，制定了条件，准备投降(日本)。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我们的地下特种兵队说:“阎锡山是个军人，如果他公开向日本投降，那就比汪精卫等人危害更大。”我们必须坚决阻止他，禁止他公开向敌人叛变。这是一项必须坚决完成的政治任务。“我先去找赵(阎锡山顾问兼参事，山西省政府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部主任)说:‘从抗日战争开始，你们就公开声明，你们不是被征服的民族，要坚决坚守太原，与太原同在。那时，你很出名...现在主席(严)要回太原，就是要当叛徒。这样，他将被铭记几千年。“你要和他一起回太原吗？”赵戴文当即表示:“我是一个民族气节的人。我再也不会作为叛徒回到太原了！回去吧，他回去了，我的坟墓在黄河边。杜仁智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到太原，那里有中华民族的完整；当他作为叛徒回到太原时，他成了国家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你能忍受看到他坠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别告诉他走那条路。杜仁之曾对赵说:“你还把干部的想法告诉严老板，大家都不同意。”别看现在有些军政人员拍他马屁。如果你真的想回太原，你会被拘留，你的部长不会是部长。"
杜仁志等人还以各种政治团体的名义写了几封不同字迹的警告信，并把它们放进了“秘密报告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必须由他自己阅读，这给他很大的压力。
在日本和阎妥协的消息逐渐被披露后，阎锡山内部一片哗然。一些高级干部请赵代表大家向问严。赵向阎陈述了一般民意，并坚决表示了自己不同意的意见。严昌世保持沉默。赵说:“今天的十几个失败仍然是成功。不成功的撤退到河西也是成功的。做个肮脏的叛徒回太原，你怎么能吃了它！”
[h .]燕与日本妥协的谣言传开后，燕的一些部下大为光火，跑到赵那里提出反对意见，并请赵对燕表示反对。赵说:“我凡事都听从他。”这件事他不能再含糊了。”于是赵建彦问:“谣言和日本之间有没有妥协？如果是这样，每个人都反对。你回太原，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回去。”严问:“你有什么意见？”赵说:“我也反对。”严曰:“吾若投降，汝如何？”赵戴文说:“我必须跳黄河而死。我再也不跟你回太原了！”内部舆论，许多下属的态度，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果他走自己的路，他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阎锡山与日寇的秘密谈话也引起了蒋介石在重庆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派军事行动部长徐永昌和叙利亚解释部长贾敬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严强调，“二战地区环境恶劣，供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款，增加军费，军队和物资可以适当补充。然而，有必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并停止与日本的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看法与他的意愿相反。一方面，他打电话给赵承寿，要他返回克南坡；另一方面，他又离开吴亮等人在太原，与日本人保持联系，进行讨价还价。然而，为了维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公开前三思，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