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部门制”是近年来报纸、电视等媒体上最引人注目的术语，但早在100多年前的清光绪年间，“大部门制”就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然而，这是一项令人遗憾的改革，没有任何目的。最近，有关媒体披露了“大体制”改革的前因后果和半途而废的惨痛教训。

1906年，清朝宣布“预备立宪”，精简机构，改革中央部门，合并一些职能重叠的部门，形成大部门。具体做法是将太常寺、光禄寺和红红寺合并为礼部，将实业部合并为商业部，命名为农工商部，将太仆寺合并为兵部，更名为兵部，将国子监合并为入口部。当然，这些合并的部门有着悠久的历史。

太常寺作为清代的祭祀机构，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然而，在清朝，它的职责被礼部所取代，礼部只负责一些祭祀的仪式工作。光禄寺是清代的宴会管理机构，其职责与礼部职责严重重叠。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它被并入礼部，然后又被分割出去，最后这次又并入礼部。鸿胪寺是清代专门从事礼仪的机构，其职责与礼部同等重要。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它曾被并入礼部，但这次只是再次合并。

清朝的工商部成立于天聪五年，也就是公元1631年。它是管理国家事务和法院项目的机构，负责土木建筑系统、使用器具的方式、分散和降低运河和堰的方法以及提供上亿个坟墓的代码。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机械制造工程、采矿和冶金、纺织等政府经营的行业。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负责的，并且都是负责一些金融货币的统一计量。当时也有负责发钱的钱发堂、负责铸造钱宝元的局和火药局。在光绪的这次行政改革中，这些机构被废除了。

太仆寺是清代管理马正的权威。它管辖范围内有左右马匹工厂，但主要是军事事务部和八旗负责国家使用的军需品。太仆寺只是一些皇室需要为皇帝的巡逻准备马匹。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军事事务部的一个分支。此外，国子监被取消，国子监中的学校被分配到以前建立的部门。

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设立了首相外事办公室，并曾试图“建立大部门制”。在丞相府成立之前，清廷的外交由礼部、藩司、红红寺等机构处理，丞相府集中了分散在这些部门的外交权力。从那以后，清朝就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起初，总理府只负责外交、贸易和关税，后来逐渐扩展到铁路、采矿、枪支和武器制造，并成为一个主要部门。戊戌光绪年间，刑部郎中沈在追悼会上说:“这是丞相衙门的事，不但六部复杂，而且六部全面。”1901年，首相府外交部更名为外交部，它仍然是“六部之前”。

事实上，在“预备立宪制”宣布之前，清朝在1898、1901、1903和1905年进行了小规模的机构改革，但此时，零敲碎打的改进对岌岌可危的晚清政权毫无帮助。事实上，光绪皇帝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颁布了将太常寺、光禄寺和洪松寺并入礼部的措施，但直到1906年才付诸实施。

1898年8月30日，由于“旧体制”，全国各级机构一再重叠，人员过剩。光绪皇帝下令废除中央政府的几个衙门，如詹实甫、郑桐使、光禄寺、红红寺、太常寺和大理寺，同时宣布冗员应“全部废除”。光绪在这份诏书中郑重指出，内外大臣“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阻挠这一制度，也不准不可挽回地敷衍了事。”光绪也发布了死亡命令。谁想在这次改革中带着个人感情，“支吾其词，跟从rules,/きだ124240/prevaricate，就应该受到严惩，决不手软。”

光绪皇帝的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康有为也认为是一种“变政为勇”的举动，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康有为说:“我一直讲改革官制，但主要是加新而不是减旧”，坚持采取比较温和的新旧并存的政策。就连梁启超也觉得“削官是最难做的事”

那么，光绪皇帝当时为什么采取如此不寻常的措施呢？最初，光绪在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诏书》，宣布实施变法，但到了8月，变法显然处于十字路口，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比如光绪，应该整顿吏治，杜绝“官员和专业人士因业被奸”7月29日，他下令衙门削减繁琐的管理事务的规则，并建立一个新的篇章。结果，衙门拒绝“以无案可援为借口，胡乱引用。”

因此，光绪皇帝想从废除和合并闲置机构和冗员入手，向顽固的旧式势力发起进攻，同时铲除一些旧式官员的活动据点。据记载，光绪的法令在8月30日颁布时，使“老大臣哭到了墙角”。自改革以来从未实施过“新政”一词的广东省省长被免职；随后，包括礼部尚书怀塔布在内的礼部六名高官被光绪皇帝免职。

大司制改革是清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后朝廷政治管理体制的改革。戊戌变法在过去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大制度”改革自然失败了，其中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值得后人深思。综上所述，有三个主要教训:

第一，光绪的“大制度”改革过于仓促

这项改革太仓促了。在“百日维新”的103天里，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约108条变法诏书，平均每天1.7条，最多的是9月12日，一天之内颁布了11条变法令。光绪皇帝的这一举措虽然反映了他“观时自强”的迫切心情，但也留下了改革过于仓促的后遗症。

1898年8月30日，发布了裁撤衙门、裁减冗员的圣旨。目前，朱盖的这一圣旨被收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中，全文记载在《清志》中。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对军机所起草的法令并不满意，除了圈出一些文字外，还有田所写的文字。在官员起草的法令中，这是用词最多的一个。其中，光绪皇帝严格规定了部门合并的完成日期，朱碧田“限于在一个月内完成排练，这似乎消除了这种力量，使少数资金逐渐富裕起来，从而得以扩大新的规定”。光绪皇帝对朱碧的限制显示了他对新政的焦虑情绪。

第二，体制改革缺乏预先规划和事后补救措施

8月30日，光绪下令废除詹实甫、郑桐使者、太常寺、光禄寺、红红寺等衙门，但未提前完成相关职能的移交。9月1日，他指示将被废除的政府办公室的所有事务合并到六个内阁办公室，合并的具体事务在五天内由大学生、六名部长和助理部长处理。但是很明显，五天之内，大学生和六名官员没有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所以在9月10日，光绪再次命令大学生和六名部长、部长助理以及各省省长尽快提出方案。衙门已经被宣布取消10天了，但是还没有具体的合并计划。由此产生的力量实际上是空，这无疑很容易为旧式势力提供把柄。

第三，对于被裁撤的官员没有适当的安置计划

9月8日，光绪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指出裁员可由铁路和矿山总局以及农业、工业和商业总局决定，任命将在今后进行。不久，政变发生了，光绪皇帝“大系统”的愿望破灭了。裁员当然是当务之急，但如果处理不当，也会给那些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增加更多的阻力。这是一件事关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生命的大事，光绪事前没有仔细考虑，事后也没有及时想出可行的补救办法。当时在中国海关税务总局工作的英国人赫德说:“皇帝的指示是正确的，但他的顾问康有为等人缺乏工作经验。他们只是用善良扼杀进步。他们把足够吃九年的食物，不管他的胃大小和消化能力，并在三个月内塞住他，所以他被暂时勒死。”

事实上，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官场黑暗，人民生活不佳，还有许多弊端。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大体制”改革，都无法改变清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