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社会底层的可能比其他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知道，哪个朝代开国时候所确立的规章制度不是好的？可执行了一个阶段以后，就不对劲了。王朝的制度明明说官吏不准贪污、不准敲诈勒索、不准欺男霸女……可是官场上的人有几个照此执行的？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大农村地区，那些口含天宪的地方官吏，要是在大官面前个个都会把腰弯得像拉满的弓似的，口口声声说是“爱民如子”，可是真要见了老百姓，却都是凶神恶煞、活阎王和魔鬼。朱元璋从小见过，甚至还可能被那些活阎王欺凌过。所以，朱元璋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敢于为天下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做主，采取非常规措施，构建政治“绿色通道”，鼓励老百姓造贪官污吏的反，以此来确保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权益。这就是朱元璋在《大诰》中发布的在当时具有法律效率的三项指示：严禁官吏下乡、鼓励百姓进京上告、捉拿滥设政府衙门机构的官吏。换成现在话来说，即发动群众运动，肃清地方贪官污吏。于是在洪武年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老百姓扬眉吐气地惩治贪官污吏的奇特景观。

◎老朱皇帝发布“三项最高指示”，构建“政治绿色通道”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在《大诰》中指示：“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务者，虽无文引（相当于现在的特别通行证），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去处，问知面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阻者论如邀截实封罪”。

朱元璋大致是这样说的：“为了清除民间的祸患，自今以后，乡里德高望重者或年长者，可以百来人，或者五六十人，或者三五百人，或者千余人，年底到京城南京来向本皇帝当面奏明，对好坏地方官吏都可以说说。好的我要表扬、要奖励，不好的要处罚，该发配的发配，该杀头的杀头！”看到这里，有读者朋友可能要为进京告御状的老百姓有可能遇到的麻烦与安危担忧了：会不会地方政府专门成立什么工作组，专门开着车子到处寻找进京告御状者及做其家属“思想工作”？或专门给这些“刺儿”找茬儿？或将他们整成“疯子”，关他们几年？或在他们上南京告御状的路上，地方官吏相互勾结，设路卡、不放关，围追堵截上告人员？请你们放心，人家草根皇帝就是想得周到，朱元璋命令各地关津、隘口的守关人员及地方官员：“你们只要问清是赴京面奏的，即使没有通行证也要立即放行，不得阻挡。如果谁胆敢阻挡，阻挡者以‘邀截实封罪’（即扣押弥封奏章罪）加以论处。”

朱元璋还严禁官吏擅自下乡，如果有谁胆敢违反禁令的，地方耆老可以率领乡村青壮年将其绑缚起来，押赴京师南京，朱皇帝必将对其严加惩处。

在朱元璋鼓励老百姓“造反”的三项指示中最令人叫绝的可能要数：捉拿滥设政府衙门机构的官吏。中华帝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个“治国法宝”，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王朝刚建立时气象万新，官场比较清正，机构也比较简洁。但稍稍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就纷至沓来，而政府也随即架屋叠床地增设机构，且美其名曰：加强管理，为民服务！有人搞腐败，官衙就成立整风廉政办公室；有人欺行霸市或占道经营，官衙就组建“城管”；有人向农民乱摊派，官衙就成立清理农村三费办公室；有人盗印书籍或贩卖春宫画，官衙就成立“扫黄办”；有人乱倒垃圾与渣土刘春天膏方网，官衙就成立“渣土办”……不过这样的事情在洪武时代行不通，人家草根皇帝心系百姓，老鼠窝似地成立了那么多的机构岂不增加我大明子民的负担，于是朱皇帝发出最高指示：“诸司衙门官吏、弓兵、皂隶、祗禁，已有定额，常律有规，滥设不许。”谁要是违反此令，坑害百姓的，当时乡村良民豪杰可以组织群众将这些害人者给抓起来，押赴京城。本皇帝要好好地奖赏你们，抓一人，我就赏你们大明宝钞20锭（可能相当于现在10 000元）；抓2人，赏40锭；抓3人，赏60锭，最好将这些害人虫全扫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