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后很生气，但他不可能将所有的官员全杀了。最后他采取一个奇特的办法，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叫更多的大学生们到农村去，与当地的政府官吏一起搞鱼鳞图册的编定工作。朱元璋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派国子监生会同政府官员到全国各地去丈量土地，核实田亩。以清丈土地作为征税依据的方法在历史上有过，北宋变法中“方田均税法”就是这么做的。但王安石搞了一段时间搞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在官场上混的那些官员个个都是老奸巨猾，他们往往与被清丈的富户豪民相勾结，营私舞弊。后来王安石发现了，他想用学校里的学生来参与变法工作，可为时已晚，他不久就被罢相了。王安石为什么会要想撤换官员而用上一无经验的学生呢？一是因为学生年轻，心灵比较单纯，没有官场上的官吏那么污浊、黑心；二是在校学生受到社会污染比较少，他们接触的就是圣人的教诲，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要实现圣人提出的理想。因此说，让学生来参加这类官方活动不仅仅是学生的政治实践与锻炼，也为大一统帝国提供了准确的经济信息和课税的依据。朱元璋究竟怎么会想到这么个高招，今人不得而知，但事实是国子监的大学生们“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干得相当之认真；他们将丈量的土地画好，写上田主姓名及土地丈尺四至，依次排号，然后编成一本本鱼鳞图册。

鱼鳞图册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

第一，鱼鳞图册制度的实施与推行，表明了大明帝国对当时已有土地所有权的确认。

第二，由帝国政府全力编造的鱼鳞图册是大明征收税收的最主要的依据。据《明太祖实录》、《明史》等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官民田数已达到3 874 746顷73亩，洪武二十六年（1393）经过核实，全国的耕地为8 507 623顷。这是大明帝国277年历史中见于记载的耕地数额最多的一次，它远远超过了汉朝和的耕地数，但它没有超过隋唐和，因而有人认为可能还有较多的豪强隐匿田土没有被清丈出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了：洪武时的版图没有隋唐和元朝那么大，甚至还没有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年间版图那么大。所以我认为上述数字应该是比较精确的，这也充分地说明了洪武年间的鱼鳞册制度执行得卓有成效。

第三，通过鱼鳞图册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明帝国可以“”地征收税收。这既可避免豪民富户偷税漏税，同时也可减轻一般农民的负担，较大程度上起到了限制滥肆摊派的作用。这是确保对农民实行轻徭薄赋和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依据。

③沿袭两税法，确立“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的税收体系。

黄册有了，鱼鳞图册也有了，大明帝国征收赋税、佥派徭役的相对合理的依据找到了。那么，大明真的就按照这个北京富家女胡雅捷为当时法律所认可的依据来建构其自己的赋税徭役体系吗？

是的，不过大明帝国在洪武年间实行的赋税徭役制度比以后的哪个时候都要认真。我们先来讲讲的赋税制度。

首先得说明代赋税制度的依据——鱼鳞图册，它比较准确，不仅运用传统的表达方法——文字，而且使用了地图，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标好某户田土的四至和它的“邻居”。这样就比较有效地抑制了土地诡寄之历史顽疾的“复发”，不仅使得大明帝国的财政收入有了可靠保障，而且也使得大多数普通农民的赋税负担保持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

明代的赋税制度主要沿袭了以来的两税法，以征收田赋为主体形式，一年分两次征收，夏税不超过八月，秋粮不超过第二年的二月。农民缴纳田赋以米麦为“本色”，以丝绢和钞折算缴纳为“折色”。朱元璋开国之初以实物地租为主，“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入粟者听”。洪武三十年重定税额折算比例：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二十石；银一两，四石；绢一疋（匹），石有二斗；棉布一疋（匹），一石；苎布一疋（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

朱元璋时期的田赋率是：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据此，我们来看看当时民田的税率：官田五升三合减二升，即为三升三合，这倒与历史上闻名的“文景之治”时期的三十税一很接近了。因此说朱元璋对待农民还是很宽厚的。当然这种“宽厚”对象是有一定的范围，并不是针对全体人群，有三类人群可没这么幸运：

第一类为租种官田的农民。他们上缴的田赋税额就比较重，就以上面所引的《明史》记载来看，租种官田的农民比自耕农每亩要多交二升。不过有人认为：明初租种官田的农民会得到官府的生产扶持，如农具、牛车等均由官府提供资给，还会减免一部分差役。因此这样算下来，其大致与民田百姓上缴税额比例相当，不能算重。

第二类为富民豪强。对于他们来说，因为拥有土地多，缴纳的赋税也应该多，这就是明初赋税制度的精神核心——“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

第三类为江南地区的子民。朱元璋优惠了大一统帝国的其他地方的农民，唯独对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很苛刻，这当中苏、松尤其倒大霉。“惟苏、松、嘉、湖，（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

史学家们对朱元璋时期苏松地区的重赋进行了专门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初苏州府（下辖七个县）每年要向大一统帝国交纳290万石左右的税粮，约占了全国的10%，“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与苏州成为一对难兄难弟的是松江府，松江府的辖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包括其附近的郊县在内。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年间，松江税粮18万石，洪武年间一下子“涨”到了98万石，其纯增长率约为45%。有人将其他杂费也加在一起通算，那么洪武年间松江上缴的税粮总计要达到120多万石，其纯增长率约为57%。换句话来说，就仅下辖两个县的一个松江府，它要承担大一统帝国的4%的税收，苏州府要承担大一统帝国的10%的税收，两者合在一起，苏松这个在大一统帝国的版图上所占不到2%的地区，承担了14%的重赋，高出其他地方赋税的100%～200%。这就为后世大一统帝国开创了重赋于江南的恶例，严重地摧残了宋元以来快速发展的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来个全国性大平均，挫伤了江南地区人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至此，有人可能就要问了：朱元璋如此重赋于苏松，苏松人民如何生计的？说来这也挺滑稽的，朱元璋重赋于江南，造成了江南经济只有“死路一条”。但聪明的苏松人民“钻了朱元璋政策的空子”，或者说是将朱元璋“给的政策用足用宽了”，那就是勤劳的江南人民向棉纺织业和丝织业方向发展。这恐怕是当初朱元璋主张农业经济结构多样化的“歪打正着”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