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皇帝位后，实行的专制制度，军政大事，生杀予夺，全由皇帝裁决，大臣不得参预。大臣只能提提意见，提得不对的，就遭受廷杖或杀头，在那时大臣贱如奴隶。为了皇权至尊，巩固皇帝独裁权，以传之万世，他立了许多祖训，不准后代皇帝干这干那，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宦官干政”，并把这六字写在牌上，竖立在内宫，他以为有了这块皇帝御制牌，便可以避免发生汉、唐的宦官之祸了。但事与愿违，他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实行的极端专制制度恰恰是培育宦官干政的土壤。极端专制的特性之一是不信任大臣，怕出现权臣，危及皇权，正因这种特性发作，朱元璋才下令取消自秦汉以来设立的丞相官制，中央各部门的奏事都由自己来独裁，他担心自己死后，后代皇子皇孙恢复此官制，又立了一个祖训：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设丞相的处以极刑。但皇帝日理万机，总得有辅佐的人，于是设几个大学士，称阁臣，但只当顾问，承旨办事，不得参预决定，更不准干预中央各机关的事。这么一来，皇帝的事就空前繁忙，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种非常案件。对如此繁忙的政务，朱元璋、等还可拼命应付，轮到他那些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在女人、宦官之手长大的花花大少皇帝们，不仅不能也懒得应付了，至于那些皇帝娃娃就更谈不上批阅了，只好假托阁臣之手代拟出意见，时称“票旨”，再由这些花花大少皇帝或娃娃皇帝来照抄批写。而这些阁臣又不能将其意见直接交给皇帝，只能由宦官转呈，阁臣恐自己写不清楚，还要请宦官作补充说明；皇帝的决定，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也由宦官传递，这样宦官就可插手军政事务，权力日益膨胀，以至由宦官代拟甚至不用转奏皇帝，由自己矫旨办事。宦官的权力不仅可以处理全国军政事务，而且无所不监，监军、监矿、监税，掌握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厂等各种特务机关，监视全国官僚和军民。这是因皇帝最信任的是宦官，特别是皇帝的贴身宦官，故放手委托他们管理一切，监视一切，他们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行使着皇帝的权力。
对于朱元璋竖立那块“不准宦官干政”的御制牌来说，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搬掉那块牌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宗最崇拜、最信任的宦官王振。宦官王振搬去那块牌标志着宦官干政开始。王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明史.王振传》记载：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年时当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在内书堂教小太监读书。朱祁镇在东宫时，他侍左右。朱祁镇即帝位，称英宗，因“振狡黠得帝欢”，任他为司礼太监。这样，中央各机关奏事都要经过他上呈下达。那时英宗才九岁，因喜欢他敬佩他，事事听他的，称他为“王先生”。他教导英宗用严刑峻法统御群臣，说这样做可防止群臣欺蔽，于是大臣不断被捕入狱，王振的权力越来越大，公侯贵戚称他“翁父”，不少大臣见他都要跪拜，不跪拜他或认为讥讽和反对他的，不是借故削职就加罪杀害，因之畏祸而向他阿附送贿的日多。他与投靠他的大臣结成私党，操纵朝政，俨然太上皇。他与其私党肆行无忌，贪污勒索，贿赂公行。自王振专政以来，明朝政治腐化，边防松弛，因而瓦刺得以入侵，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北上亲征。大军抵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刺追兵已到，明军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史称“土木之变”。英宗弟继位，称景泰帝，任用了为帅，击败来犯京师的瓦刺军，瓦刺统帅也被逼放回英宗。英宗乘景帝病危，武甭侯石享等率兵入南宫，拥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正派官员相继被害。英宗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政权又落入另一宦官汪直的手里。《明史.汪直传》记载：英宗为刺探外事，除了锦衣卫和东厂处，又设西厂，任命汪直主持，从此大的冤狱不断出现，即使是民间斗骂鸡狗琐事，也用重刑，令官民惊恐不安。汪直权势日炽，他每次出行，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走，兵部尚书项忠不避，便进行污辱，后借故削为平民。凡大臣不屈者，汪直皆加以陷害，被削职的有尚书董方、薛远、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吏李宾等数十人。朝臣无耻者多附和汪直，乃至跪拜，因而得据要津。汪直奉命出巡，御史、主事等官跪拜马前，各地边防都御史了谒见于路，守令不如意即加在鞭鞑。为立边功自固，屡出任监军，诈称寇边，讨伐邀功，致引起边患。后来他的罪行虽暴露，但宪宗对官民则严加镇压，对汪直则手下留情，只降官发往南京。
至武宗在位时，千刀万剐唐僧肉十分宠信宦官，政治更腐败。当时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人号“八虎”，而刘瑾尤其狡狠。《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很仰慕王振，便学他的样，向武宗日夜进鹰犬、歌舞、杂戏，并引导武宗出外微行。刘瑾还劝武宗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还奏请置了三百余所皇庄，以压榨农民血汗，以满足武宗游乐，因而博得武宗的欢心，被任为司礼太监。并由其党马永成掌东厂，欲大用掌西厂，刘瑾则复立内厂，三厂作威作福，特务四出罗织人罪，严刑酷法，被捕入狱，少得存者。由于武宗怠于政事，奏章及内阁的“票拟”(由阁臣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称票拟)最后都由刘瑾批决，实际是行使皇帝权力。当是时，刘瑾权倾天下，凡入朝或出使官员皆送贿，只要送贿，有天大罪也可化无罪；而对反对或违己意的，陷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少人因此被害死或破家荡产。他把忠直的臣录入“奸党”，把奸臣称为“忠臣”。刘瑾乱政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仅刘瑾搜括刮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仅银子一项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后刘瑾罪行败露，被凌迟处死。
到熹宗时，宠信宦官魏忠贤，其乱政达到高峰。《明史.魏忠贤传》记载：魏忠贤跟抚养的奶妈客氏相爱(即所谓“对食者也”)，互相勾结。光宗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因客氏在熹宗面前说好话，魏忠贤得任秉笔太监。魏忠贤引熹宗声色犬马，熹宗深信之，故他势日盛。熹宗即位初，东林党人掌握朝政，反东林党人见魏忠贤得势，便依附之以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称这新组成的党是“阉党”。由于熹宗厌政，忠贤得操纵朝政，矫旨胡作非为，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因客氏从旁帮助，熹宗竟下旨罢免杨涟。朝内外东林党的人纷纷上章揭露魏忠贤罪行。魏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魏忠贤罗织罪名，进行屠杀。先是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拷打逼供，折磨而死。不久，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拷打惨死于狱中。在朝的其他东林党也都被贬逐。于是，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朝廷内外全是阉党，其党骨干有“五虎”、“五彪”、“十黎”、“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其党中善于吹牛拍马之徒，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把魏忠贤捧得高到无以复加。有的论魏忠贤应配，有的则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甚至大学士拟的“票旨”，却说“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熹宗并列。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即思宗继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剥削人民，十通关节。思宗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知，畏罪自杀。
宦官乱政，其靠山是皇帝。宦官没有皇帝无以存在，皇帝没有宦官就难以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明朝中期以后，宦官权如此之大，除了利用其监视群臣和军民外，还要利用宦官进行掠夺，如扩大皇庄、监矿、监税，以及为皇宫服务的经济活动，加上昏庸之主又如此之多，甚至批准奏事的大权也下放给宦官，于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这些宦官大多既无知识或知识不多，也无从政经验，他们办事往往靠一些贪佞之徒为之出主意，其本性又贪婪，不乱政才怪呢！